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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中新网北京5月17日电 (尹倩芸)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负责人邸东辉17日透露，2013年到2023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从423亿元增加到1091亿元，累计投入7900亿元。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已于日前公布。根据条例内容，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纵向补偿。邸东辉提到，中央财政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他介绍，财政部同步推进综合补偿和分类补偿。综合补偿主要通过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引导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生态环境重要地区从整体上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分类补偿方面，主要通过中央财政一系列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态要素开展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

　　他表示，这几年中央财政补偿力度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资金从2015年的130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257亿元，基本翻了一番。中央财政还积极支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天然林资源管护。

　　他还提到，财政部根据实际情况，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强化对重点生态县域、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支持，并向包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在内的地区倾斜，同时还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纳入支持范围。

　　同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结果与生态保护结果紧密挂钩。中央财政根据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情况实施考核奖惩，对评价结果变好的地区，在转移支付上给予奖励，对生态环境变差的地区，适当扣减转移支付资金，引导地方摒弃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调动地方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完) 【编辑:李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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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